紅色旅游主要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和戰爭時期建樹豐功偉績所形成的紀念地、標志物為載體，以其所承載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為內涵，組織接待旅游者開展緬懷學習、參觀游覽的主題性旅游活動。

紅色旅游線路和經典景區，既可以觀光賞景，也可以了解革命歷史，增長革命斗爭知識，學習革命斗爭精神，培育新的時代精神，并使之成為一種文化。

紅色旅游活動分：以活動重點不同，分為理論為主、參觀為主、參與為主三大形式，都是依托紅色旅游景區或遺址進行主題活動。

【西安新旅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主營濱海度假、草原休閑、山岳探險、鄉村民俗、紅色旅游、中小學生研學旅游、鄉村振興農業考察旅游、企事業單位團建等，其中紅色培訓教育線路涵蓋省內幾乎所有紅色景區，及省外數十處紅色景區，制定了1日、2日、3日及多日等數十條完整紅色教育培訓線路，接待并服務過二百余家企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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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旅游基地或遺址分6大類↓

①星火燎原及革命戰爭遺址，如：照金、渭華、延安、鳳縣、扶眉、楊家溝、南梁、六盤山、會寧、臘子口、遵義、井岡山、瑞金、南湖、西柏坡等；

②革命年代及新中國建設中的名人故居及紀念地，如：張學良公館、楊虎城止園別墅、何挺穎故居、汪峰故居、李達故居、張貴田院士舊居等；

③國家建設中的先進事跡及紀念地，如：申新紗廠、寶天路紀念館、西農大3號樓、紅光溝067基地遺址、廁所實驗室、楊聯東勞模創新工作室等；

④先進代表紀念室及廉政教育基地，如：楊震祠堂(楊震廉政紀念館)、張載祠堂（橫渠書院）、周公廟、武侯祠、聶濤廉政文化園、惠家溝村黨風廉政教育基地、郭孝義紀念館、白河縣黨風廉政教育基地、武候祠黨員干部廉政教育基地、李自成行宮紀念館、商南縣黨員干部廉政教育中心、東英村、雙英村張富清故居等；

⑤新時代先進代表踐行基地及鄉村振興模范黨支部及示范村鎮，如：梁家河村、高西溝村、金米村（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牛背梁（兩山理論及五星黨組織）、蔣家坪、龍頭村、馬咀村等；

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警示教育基地，如：秦嶺之誡警示教育中心、西安市警示教育基地、寶雞監獄、寶雞教育清風館、渭南廉政文化主題展館、漢陰縣沈氏家訓展覽館及三沈紀念館廉政教育基地、延長石油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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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偉光：張載及其“橫渠四句”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思想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5月17日，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言簡意宏、擲地有聲的名言，被后儒尊為“橫渠四句”（馮友蘭先生）或“橫渠四句教”（馬一浮先生），其作者，正是張載。

生平及作為——

張載進則為循吏，退則為鄉賢，以實際行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開拓了儒者擔當新局面

晚清“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曾作《圣哲畫像記》一文，從數千年燦若群星的中華歷史偉人中精選32位，作為子孫治學的門徑：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

其中，“周程朱張”分別指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被視為一人），朱熹和張載。北宋中期，張載講學關中，他的學術思想被稱為“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南宋朱熹的“閩學”并稱為宋代的四大學派。“孟軻死，千年間，得孔子之心傳者，惟周程張朱數人而已矣。”這是中華八百年來的共識，“濂洛關閩”“周程張朱”已成為人們稱謂宋代理學的口頭禪，為了押韻，曾國藩將其改為“周程朱張”。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其名和字取義于《周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載物。”祖籍大梁（今開封），僑居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鎮，著書講學，傳道授業，“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

張載少年時就對兵法有濃厚興趣。當時，北宋西部邊境經常受到西夏侵擾，處于邊境的張載，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此格外關注，也曾夢想投筆從戎、收復失地。慶歷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肅一帶），形勢危急，張載給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地區軍務的范仲淹上書，請求對西夏用兵，并自告奮勇準備聯絡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為國家立功。張載信中所附的《邊議》，展現了這位熱血青年學以致用、經略邊疆的遠大抱負和不凡智謀，這讓一向樂于獎掖后進的范仲淹驚喜異常。

范仲淹就是《圣哲畫像記》中“葛陸范馬”的“范”，字希文，謚文正，“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是宋以后文人士大夫夢寐以求的謚號。他“出為名相，處為名賢”“材兼文武，永履仁義”，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戍邊，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于一身，所以，“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作為一位起于布衣的君子，范仲淹一生砥礪名節，不易操守，不僅是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還是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一生孜孜于傳道授業，并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作為宋學開山，他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諸仁義。連一向很少稱贊人的朱熹也由衷稱嘆：“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他開創的義莊慈善事業，前后運作八百多年，一直到清末宣統年間，義莊仍有田產5300畝，運作良好，可謂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慈善史上的一大奇觀。

范仲淹是一位隨時隨地發現人才、愛護人才、培養人才的士林領袖，襟懷坦蕩，光明俊偉。“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宋初儒學復興運動的南北重鎮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孫復，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導和關懷。

張載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愛國熱情得到了范仲淹的高度贊賞，并因此在延州軍府受到接見。在深入了解張載的學養與抱負之后，范仲淹點撥了一句話，這句話深刻影響了這位青年的人生走向：“儒家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本分是研習儒學、重振儒學，不必研究軍事博取功名，并且因材施教，勉勵張載研讀儒家學說中最富于哲學色彩的《中庸》。

認真研讀《中庸》后，張載又認真研習佛老思想，最后回歸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史稱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可見范仲淹知人之明與張載進學之篤。明儒王陽明曾說：“關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這樣的評價并非過譽之詞，張載以及歷史上其他關中學者也當之無愧。

嘉佑二年（1057），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云巖縣令（今陜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云巖做縣令時，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化，提倡尊老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有規定和告示，他每次都召集鄉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告示，即使不識字的人也沒有不知道的。以百姓心為心，并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張載辭官回到橫渠后，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并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跡，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關學強調的“天序”思想更是滲透到鄉規民約中，影響了陜甘冀晉一帶的民風民俗，而且，這種思想至今仍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并遠播海外——日本企業家就對關學推崇備至，甚至認為扶桑那一套精細管理的規范，就是從關學里獲取的真經。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開宗立派，終身清貧，歿后貧無以殮，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范文正公在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中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自處，橫渠先生進則為循吏，退則為鄉賢，以實際行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開拓了儒者擔當新局面。

思想及影響——

“橫渠四句”句句有著落，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有益借鑒

《周易·復卦》有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學者之事，最緊要的就是識仁求仁，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

對于理學家創始人之一的張載而言，當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佛老特別是佛教的興盛，天下最聰明的頭腦都被吸引過去，作為中華本土文化中堅的儒家，文化自信受到極大挑戰。“自古诐、淫、邪、遁之詞，翕然并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仁者，人也”，張載創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學，創立以氣論哲學為基礎的關學學派，并以此參與奠基理學，這是“為往圣繼絕學”，目的也正是“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國人的心靈世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儒者立志，須令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方為圓成，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或少數君子安身立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有如此氣象乃是“為生民立命”。

張載哲學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與”的博大情懷。“民胞物與”是張載在《西銘》（又名《訂頑》）一文中提出的：“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與我、物與人，同生天地之間，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個人都應當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西銘》是北宋以來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大的文章之一，同為理學奠基人的二程兄弟對張載其他思想多有批評，對這篇200多字的短文卻稱嘆不絕：“《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康熙皇帝認為“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德國19世紀浪漫派詩哲諾瓦利斯曾說過一句名言：“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去尋找家園。”而《西銘》的價值正在于對人的精神家園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而生動的描繪。

張載說過：“求為賢人而不求為圣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程子也說過：“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圣為志。”宋代理學家普遍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圣人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學絕道喪了，他們的使命就是努力續接和開拓這個道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張載反復強調“學必如圣人而后已”，為學者要以圣人為目標，如此氣象乃是“為往圣繼絕學”。

繼承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舊邦新命，需要哲思與時偕行。溫故知新，儒家的創新往往是在創造性的繼承中完成的，不仔細體會難以發覺。張載有首詩：“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吟詠芭蕉，托物言志，28字的詩句中出現了7個“新”，充分顯示了他果于創新的膽識與追求。“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多求新意以開昏蒙”，這樣的思想隨處可見。后世弘揚橫渠之學最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張載思想學說中有不少內容是“六經之所未載，圣人之所不言”的。儒學貴在“知”、貴在思想的創新，更貴在“行”、貴在以實際行動積極影響社會，所謂“主持名教，擔當世道”。

呂大鈞等在老師張載的指導下發起實施的《呂氏鄉約》，便是關學“經世致用”精神的表現，也是關學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突出體現。倫理道德規范是鄉規民約的核心，西周就有這種思想了，但一直沒有用文字將其系統表現出來，而制度必須成文才可能行之廣泛。《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鄉賢領導地方民眾主持和起草的鄉民公約法則，被后世尊為中國鄉約之祖，影響極大，各時代仿照《呂氏鄉約》的鄉規民約很多，甚至還被傳到朝鮮、日本等國。政治學家蕭公權給予其極高評價：“《呂氏鄉約》于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

論學則必期于圣人，語治則必期于三代，內圣外王，一以貫之，這是理學家的共同志趣。程子說過：“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這是對歷史的針砭，也是對現實的指引。后來朱熹說得更清楚：“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不僅要重建心靈秩序，還要重建社會政治秩序，以圣人之道引領天下實現有序、永續發展，如此氣象乃是“為萬世開太平”。

明代史家陳邦瞻說：“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唐宋之交，貴族社會轉向平民社會，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發生巨大變化。比如，唐末五代到北宋，“婚姻不問閥閱”，這與隋唐以前“婚姻必由于譜系”的傳統是大為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讓整個社會有效凝聚起來，讓國家的長遠發展有一個穩定的根基，這是張載所深思的問題。張載以禮教人，特別強調宗法制度的重要性，認為宗族世家可以有效維護好世臣的利益，從而使他們安心為國家效力，所謂“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那些突然富貴起來的人，如果沒有宗法制度的保障，人一死子孫就分裂了，家也沒了，“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如果說《呂氏鄉約》的制定主要是基于地緣的考量，宗法制度的再造主要是基于血緣的考量，那么，“民胞物與”則在此基礎上將仁愛之光照徹寰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有根方生，無根便死”，“道”就是有本之木，生生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說“為天地立心”是“己立”“己達”，那么，“為生民立命”就是“立人”“達人”，這是空間維度的推擴；“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是在不忘本來中為中華乃至人類開辟未來，這是時間維度的推擴。如此一縱一橫，方能可大可久。

“橫渠四句”，句句有著落，為我們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有益借鑒。

來源：人民網  轉自張載祠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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